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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红秀理性看待收入分配改革

发布时间:2021-01-21 14:53:36 阅读: 来源:塑料模厂家

时红秀:理性看待收入分配改革

在中国现阶段,如果说分配问题严重的话,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更突出。改革不能仅仅着眼于收入分配而忽略财富分配

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突出点不在于收入分配,而是在于财富分配。财富是存量,收入是流量。财富的分配机制和调节手段,与收入的分配机制和调节手段,有着很大差别,两者不能混在一起。  按理说,一个人的财富存量终究应该由其长期获得的收入流量积累而成。但是在我国体制改革进程中,决定人们财富和收入增长的制度都不尽完善。比如,通过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购房投资,以及矿业权获得等,所产生的财富,和普通收入之间差距巨大。要改变这一现状,关键在于完善各类国有资产产权制度和开发管理体制。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及的一项改革议程。  一个国家的国有资产分很多种,包括企业经营类国有资产、金融类国有资产和资源类国有资产等。目前在我国,国资委负责监管国有企业的经营类国有资产。中金、中投分管金融类国有资产。国土资源部则分管资源类国有资产。资源类国有资产主要分两块,一是城市土地,二是矿产资源,都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具体地,国土资源部既代表国家履行矿产资源所有人的职责,也兼具这个行业的监管者职能。土地和矿产,这两大块资源的总体估值,市场价格大致在150万亿元左右。  具体看,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重心并不在收入差距上。当前,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工资收入虽然仍有差距,但并不很大,而且越来越趋于均等。真正差距扩大的,是公民之间的财产分配。如城市户口可以通过购买房屋分享城市土地要素的增值收益,但农村人口就缺乏这样的机会。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恐怕不仅由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2011年为3.13:1)来反映,若以财产拥有量衡量,城镇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要大很多。  由此可见,当下收入分配改革的诸多方案,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提高最低工资和工资谈判协商机制,以及“提低、扩中、调高”等等措施,确实有意义,但仍然不能真正地触及我国贫富差距的核心,即收入分配取决于财产所有制。  因此,如果不能正视土地、矿产等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重要性,仅寄希望于单兵突进的收入分配改革,则所推出的方案将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  基于这一判断,当前分配问题的解决重点,仍是启动产权制度改革,而且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具体层面,一是城乡分割的土地产权制度,关键在于让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地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使土地使用权成为能给农村居民带来收益的资产。  二是改革矿产资源国有产权制度和开发管理体制。具体地,就是加紧修订现行矿产资源法律,特别要区分探矿权、采矿权这种矿业权的特许权性质与矿产资源本身作为物质财产的所有权性质,让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物质财产所有权,通过分红或收取租金的形式得以体现。  因此,在不断深入讨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之际,学术界和媒体有必要、也有责任对社会公众给出两个理性的提醒:  首先,不能以曾经的单项改革看待收入分配改革,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并不现实。虽然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但对其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还需进一步提高。当前,例如包括社会保险、扶贫开发、社会救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这类对缩小贫富差距有着实质性作用的政策措施,可能更需要被关注。  其次,收入分配改革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市场机制是促进要素报酬均等化的最有效机制,也必然是促进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决定力量。因此,一定要把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所引发的问题与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在这方面,当前还应把破除要素流动的各种障碍作为收入分配另一项关键改革。人为的分割和壁垒,既容易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导致“市场失败”,也容易导致人们享受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机会不均等。  总体而言,解决贫富差距,关键还是要改革和完善不适宜的产权制度,以及克服妨碍市场机制对要素流动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各种因素。同时也必须注意,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而不仅仅像“人人都增加薪水”那样简单,更不是向平均主义回归。

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泰国是另一个类型,问题之一是政府社保做得不够,二是企业结构不平衡。这些国家社会分化,政府没有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而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是社会政策,另一方面也包括企业结构调整的内容。虽然很多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民主,但却几乎没有希望。在那里,民主与暴力、无秩序、贫穷相伴。  《财经国家周刊》:一次分配与企业结构有怎样的关系?中国需要在分配方面注意什么?  郑永年:什么样的企业结构产生什么样的一次分配。如果说中国的分配不公平,主要是一次分配出了问题。二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是政府通过税收手段的调节。任何国家如果把二次分配作为主体,几乎肯定会失败。欧洲福利过度,实际上就是二次分配太过了。  中国的中产阶层要做大,必须从一次分配入手。在很多国家,国企和民企不平衡是收入不平衡的原因,包括新加坡。在中国的国情下,这个问题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不平衡。如果企业结构不良,二次分配也没有用。中国的国家税收能力过去20年间迅速增长,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一次分配出了问题,太强调二次分配也没用,最多就是做一些“杀富济贫”的事情。  《财经国家周刊》:企业结构不平衡,如何牵制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  郑永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花了20多年时间成功使中产阶层壮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产阶层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不充分,主要原因:一是企业结构的问题;二是因为社会保障政策没做好,比如(一个家庭)小孩上学,生一场病,可能就返贫了;三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国有企业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城堡,一般人进不去。为什么有官二代,富二代,就是社会阶层固化了。固化,就是企业结构有问题。  中国要做的,一是要改变经济结构,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平衡;二是开放制度。中国税收能力强大,社会却越来越分化,说明制度出了问题。西方是税收越来越高,但是他们有民主,所以钱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中国没有相应的制度压力和制约,只是单向互动。也就是说,只能靠好的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到好的分配。在中国,如果只强调税收二次分配,可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中产可从房产起步  新加坡中产阶层的扩大,是伴随着政府的组屋政策和中央公积金政策起步的。新加坡80%的公共住房覆盖率,保证了除富裕人群以外的大多数国民“居者有其屋”,从而保证了该国中产阶层的稳定性。  中国近几年的保障房建设,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住房压力。然而,如何通过保障房建设进而起到扶持中产阶层壮大的作用,仍有待向新加坡等地学习。  《财经国家周刊》:新加坡的中产阶层壮大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设计特别重要,一个是组屋政策,另一个是中央公积金。中国如何借鉴?  郑永年:当然是从公共住房入手。应该由国有企业做起来。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覆盖率达到80%,香港也有40%,中国目前只有不足20%。  新加坡的组屋政策是从欧洲学来的,起初是为了保护穷人。后来新加坡把组屋政策做成了李光耀所说的资产增值,其性质也发生变化,成为全民性质,覆盖富人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富人超过一定收入不能买。  资产增值是怎么实现呢?就是让一个家庭以折扣价买组屋,5年之后可以出售,差额归居民。这个差额很大。美国对这种差价的做法是要交给政府。新加坡则给了老百姓。

这个制度设计非常重要。新加坡的组屋市场,和另一个完全的商品房市场各自封闭,他们之间不可转换,也互不流通。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的不少经适房五年之后可以转成普通商品房出售,房子本身的性质变了。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建设的公共住房覆盖面失去了累积效应?  郑永年:这个问题不用担心。中国的住房从总体套数来看,已经不少了。但中国住房的分配不公平。如果把所有的房子都算上,现在中国人的住房实际上并不少。问题是有七八套房子的人很多。这是一个遗留的问题。十年以后,人口下降,中国的房子反而会太多。  《财经国家周刊》:通过什么办法来进行调整?  郑永年: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让住房分配公平一点。中国应该采取累进税制,第一套房子收税5%,甚至免税。第二套房子收25%,第三套房子收50%,是可行的。累进的房产税会促使人们把多余的房子卖掉。现在建设公共住房的同时,其实还可以把多的房子释放出一部分,使之流向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有大量的存量房产和计划中的公租房,可以借此做一个国家性的项目,来完成中产在房产上的起步。作为一个公用事业,政府有责任去推动,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不过,房子的问题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中国要一方面慢慢增加房地产供应,另外一方面调整政策,让有些人退出。在这个问题上要有政治头脑。可以先用房地产税,然后再慢慢增加供应,否则会引起泡沫破裂。  目前,在中国的社会保障(计划)当中,医疗、教育和住房中,唯一可能突破的就是住房。  农民工亦可变身中产  中产阶层的社会生成机制在于,靠市场培育,靠政府保护。郑永年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尚且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教育、医疗、住房都是风险。除此之外,农民工进城、十八大的收入倍增计划,均与中产阶层的扩大相关,而这些,需要专业和精细的施政措施。  《财经国家周刊》:在目前中国正进行的城镇化浪潮中,农民工是否有可能变成中产阶层?  郑永年:中国现在不是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是三元结构,第三元是农民工。搞城乡统筹,主要还是照顾农民工二代。第二代农民工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如果在西方国家来说,他们就是新兴的产业工人。只是中国的户籍制度把他们变成非农非工,所以叫做农民工,这个第三元最危险。解决他们的问题就要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把他们变成城市人口,他们同时也是消费群体。  其实这个也不难。去东莞看一看,整个城市的主要人口就是他们。没了他们这个城市就死掉了。  《财经国家周刊》:只给他们户籍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他们的收入非常低。  郑永年:非常低也没问题。收入会慢慢增加。对他们来说主要是政府提供公共住房。一些地方的公共住房也在慢慢对他们开放,只不过要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我想这个门槛会越来越低。  这也是现在就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已经有一点晚了。广东顺德等地方的保障房实际上也是覆盖农民工的。广东要推广这些实际上并不难,只不过没有提上日程。  《财经国家周刊》:刚结束的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你如何看待?  郑永年:收入分配改革要小心,有很多技术细节需要注意,且非常重要。很多政策口号性的东西都需要细化成操作层面的细节设计。关键是谁来做?如果抽掉了制度细节设计,就无所谓改革了。

猜想六:解决B股去向  发生概率:50%  己经完成历史使命的B股市场,由于长期没有新股发行,很难再吸引到足够多的“人气”。因此,无论是价值投资还是趋势投资,都没有吸引到大资金的关注和进驻。而管理层自2001年2月B股市场对境内自然人开放以后,便再无重大举措。  其实,B股市场遗留的历史问题如何解决?有关方面早已就此作出过探讨,包括回购、换股等方式都有实施的可能性。但是十多年来,关于解决B股问题的呼声都停留在口头上,缺乏现实的契机。  国际板可能在2013年推出,或许会给B股问题的带来解决的可能,有分析人士指出,国际板推出需要解决资金募集是采用人民币还是外币形式,或者是直接发行还是发行存托凭证的形式,但无论最终管理层采用何种方式推出国际板,都将促使B股市场问题进行重新定位,B股市场去向问题或在2013年得到解决。  猜想七:创业板出现首例退市公司  发生概率:50%  此前屡闻“雷声”不见“雨点”的创业板公司退市制度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2012年4月20日,深交所正式发布修订后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从2012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  资料显示,创业板终止上市的23条引发条件,包括最近三年内累计受到深交所三次公开谴责;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每股面值;连续120个交易日累计股票成交量低于100万股;最近两年年末净资产为负;连续四年亏损等。其中,公开谴责指标、交易价格指标和交易量指标,为直接退市指标,中间并没有暂停上市的过渡。  尽管创业板目前还没有出现《规则》中的“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但数据显示,目前350多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己经有多家出现了2010年净利润率较2009年下滑。2011年较2010年的下滑情形,当中又多家2012年三季报净利润率同比又出现下降。从相关公司业绩下降的速度来看,2013年很大可能会出现首家创业板退市公司。  猜想八:最高上挑2750  发生概率:60%  券商研究所在每年年终的策略报告中都会对来年指数的可能运行区间进行预测,大多数券商认为2013年股指运行区间为1850-2450点附近。  从各大券商发布的2013年投资策略来看,至少有3家认为2012年A股的高位会去到2500点或以上。其中最为乐观的是高华证券,其策略分析师孙贤兵表示,目前中国沪深300(2383.913,2.70,0.11%)估值水平处在历史低位,横向同国际比较也处个低位。他判断,2013年年中A股目标点位2600点,年末2750点。而看高至2700点还有国盛证券.  除了上述提到的两家券商外,对2013年A股市走势还有中金公司以及瑞银证券等,其中,中金公司预计,2013年第一季度随着市场流动性的改善以及经济继续维持企稳回升态势,A股有望出现一波10%-15%反弹,如果届时配合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反弹幅度可能更大一些。  猜想九:最低下探1700点  发生概率:50%  给出2013年沪指波动区间的策略报告中,绝大部分都将波动区间的下限定到2000点以下,其中,中原证券还给1700点的低点,其认为,一方面,市场需要等待估值结构风险的充分释放,这或许是漫长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另一方面,市场也在等待整个社会风险溢价率的下降,并改变目前股市资金被分流的窘境。预计2013年上证综指在1700点-2500点区间震荡。  持有相类似谨慎态度的还有华泰证券、国泰君安和申银万国等。其中,华泰证券表示,“2013年A股回落趋势仍在‘中点’而非‘终点’。”  申银万国给出2013年沪波动区间为1800-2200点,值得一提的是,申银万国在一年前对2012年进行前瞻时,当时作出的判断是“2200点至3000点”,现在看来并不靠谱。  猜想十:城镇化主题股表现突出  发生概率:70%  纵观各家券商2013年的策略,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大部分券商都认为城镇化将会贯穿整个2013年。其中,申银万国报告会就以“新城镇新产业”为主题,海通证券提出,明年全年将在战略布局城镇化主线。华泰证券看法相似。  国泰君安认为,“新型城镇化”和“窄周期、宽消费”将是把握2013年投资机会的关键词,投资者可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中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均等化、基建投资转向生态文明、自主发展的一些题材,秉持“窄周期、宽消费”的产业选择思路。  事实上,城镇化是近期被高频率提及的一个词汇,既十八大报告提到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也频频提及城镇化。(投资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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